最初接觸雕塑是在20世紀80年代，那個年代與當下相比，思想閉塞，卻又對僅有的精神思考飽含一份憨傻般的執著。那個年代的雕塑多半敘事宏大，藝術家并不完全為自己創作，而是為偉大而前所未有的時代和精神高度一致的集體話語而創作。這種創作基本已經形成一套四海皆準的完整創作體系和形式表象。毫不例外，我也正是這一代震人心魄的雕塑形式感洪流中的一個，是洪流中小小的涓滴，小小的縮影。
正值思想解放的時代潮流，處于研究雕塑“表現形式美感”的交叉路口，這種探索便成為了我那個時期創作的主要思考線索。當時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古典雕塑被一批中國藝術家引入國內，在相對閉塞的年代里，使國內的藝術創作者近距離接觸原作成為可能。這種站在雕塑面前，體量的震撼、質感的震撼、技巧的震撼都是此生難以替代，無可比擬的。那批作品以肖像為主，古典主義的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，正如藝術史家溫克爾曼所說“高貴的單純，靜穆的偉大”。那時我們目之所及的城市現代雕塑，以抽象、結構和解構為手段的雕塑作品簡直寥寥無幾。在我最初學習的過程中，直觀地感受到更為吸引我的便是后者，它更有張力，擺脫了固有對應的表達指向，走向更為自由的自我表達，更加先鋒與前衛。
20世紀90年代的10年間，我試圖將西方古典雕塑和當時主流的現代雕塑進行巧妙結合，打破古典的規則束縛，將對前衛的思考探究與當下雜糅的社會矛盾融入其中，使其在當下的語境中更有所指。當時閱讀了有關形式主義的理論文章，如孫錫麟先生的《論形調》《轉折 - 形體的本質》、章永浩先生的《雕塑語言的探索》等，有針對性的想在價值觀念、藝術語言、造型規律、材料表達、創作方式等方面極力探究并作出創新。我不想被藝術傳統時間軸里的定義束縛，在我的藝術國度中，藝術不分傳統或現代，藝術正如黑格爾所言“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”，而雕塑也是如此。
在2000年后，隨著步履在祖國疆域里的延伸，我開始對本土環境進行反思，并在藝術創作上進行本土化的實驗，這似乎也正是一個時代的特征。最初學習雕塑就深受西方美學的影響，這是雕塑這門外來學科的原生環境決定的。然而藝術是人們思想的外化，外化的根基并非形式感本身，而是來源于本土環境給創作者帶來的思考實踐和感性刺激。
反觀中國傳統文化，博大精深，不止一次對我的心靈產生巨大的震撼。這種震撼并非僅僅來自于民族范疇、國際范疇的自豪感。而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來自于這個古老民族的哲思、智慧與力量。自此我便為自己未來的創作方向找到了思想基礎，這是讓我心安的一個開始。我多次前往西藏、內蒙、甘肅等地，從感性走到理性，從表象走到心靈。在風格、語言上進行了多次嘗試，對本土表達的探究從形式走到了精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