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雕刻，在未受佛教藝術影響以前，已經有長期的歷史，在殷周時代，就以民族獨創的風格，達到很高的成就。殷墟發掘出來的白色大理石鳥獸雕刻，通體有花紋圖案，勻稱典麗在世界史前藝術中，獨具特色。到周代，仍繼承著殷代的藝術，不斷發展。周代的玉雕，非常精美，如浚縣古墓出土和洛陽金村古墓出土的遺物，除雕玉的本身，有很高的藝術技巧外，還使用黃金和綠松石(西名土爾其玉)的鑲嵌藝術，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，展放異彩，得到很高的贊美。不過談以前的雕刻現在發現的，大率都是小型雕刻，無巨大的作品。到漢代才有大型雕刻發現。
西漢時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象，以及豬、牛等石刻，作風雄偉樸質，代表著前漢時代帝國威力的強大。到后漢時，近似繪畫的淺浮雕非常盛行，普及于山東、河南南陽、四川等地。如山東嘉祥縣武氏祠的繪象，可為這一類的代表，但多是平面的，立體圓雕卻不多見。僅有嘉祥武氏祠的獅子，雅安高頤闕的翼獸等少數而已。到漢以后，南北朝時代，受了佛教的影響，給中國的雕則藝術，一種非常有力的新的刺激，中國的雕刻，逐漸轉入一個新的階段。
首先我們從石窟的雕塑藝術說起:鑿窟造象，是印度各宗教共有的習俗。如婆羅門教、佛教、耆那教、印度教等，都有此種建造的遺物。阿旃陀和愛樓拉是其最著名的洞窟。自佛教東漸，此種藝術，也隨之東來。在佛教東來的通路上，經過新疆維族自治區時，遺留有古代龜茲、高昌等洞窟的造象，經過甘肅河西走廊時，遺留有敦煌千佛洞、安西榆林窟、永靖炳靈寺、天水麥積山等石窟造象;再東進而有山西大同云岡、河南洛陽龍門、山西太原天龍山、河北磁州響堂山、河南鞏縣石窟寺、山東云門山、遼寧義縣萬佛堂等大小石窟造象蔚為盛覌。在江南的有棲霞山石窟造象，在四川的有廣元窟、大足石窟，以及巴中，通江等地石窟造象，分布旣廣，數目亦多，不能盡舉。從北魏到隋唐時期，中國的雕塑藝術，在佛教方面，創造了很多偉大的工程，以上所記的各石窟，大率是這一時期所留下的成績。其他全國各廟宇中的金銅、石刻、水雕、夾纻干漆造象，還不計其數。佛教對于中國的雕塑藝術，無疑的起了很大的影響。
當佛教初來中國時，佛象就曾同時迎來:晉袁宏后漢記說:初明帝夢見金人，長大頂有日月光，以問群臣，或曰:西方有神，其名曰佛，陛下所夢，得無是乎。于是遣使天竺，問其道術，而圖其形象焉。后漢書所記，大致與此相同。又佛祖統紀中也有這樣的記載，并說:“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、竺法蘭，得佛象、梵本經六十萬言，載以白馬，達洛陽。”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，至永平十一年(公元68年，一說永平九年)，偕沙門迦葉摩騰，竺法蘭東還洛陽，當時以白馬馱經，及白氈裹釋迦立象，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，建立白馬寺，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萬騎三匝繞塔圖，從這些記載上，可以知道當時的佛教經象是同時來中國的。中國的佛教雕刻，大槪就以之為最初的造象范本。
今傳最早的佛象雕刻，有三國吳時的遺物，這是佛教在中國南部傳播的結果。到南北朝時，中國南部與北部，佛教藝術，都發展得盛極一時。早期擅長佛象的藝術家，有東吳的曹不興、東晉的顧愷之、梁代的張僧繇、北齊的曹仲達等人，到唐代有吳道子，最為著名。曹不興善作佛畫，據說三國時代有天竺的僧人康僧會，到吳國傳播佛教，得到孫權的信仰，為立建初寺于建業，吳興人曹不興受康僧會帶來的佛畫影響，遂為中國佛畫家早期最有名的一人，康僧會是康國人，即中亞細亞的撒馬爾干人，可見中國的佛畫一開始是從西域傳來的樣本學習的，畫象是如此，雕象的開始情況，大槪也是如此。這其間中國的藝術家們，經過長期的精心研究，逐漸創立了自己的式樣，張僧繇和曹仲達就創立了張家樣與曹家樣，有各自的特殊風格。
中國早期的佛教雕塑，從北魏時代，遺存有不少寶貴的作品，在敦煌云岡炳靈寺等處的現存造象上，可以看出它的藝術風格的演進。在初期，我們從事造象的藝人們，大槪直接從印度傳來的圖象取法，例如云岡的石佛洞，現存四十余洞，把它區分為東中西三部分，其中東部三洞，中部十洞，西部九洞，比較重要。西部的所謂曇曜五洞，即編號第十六至二十的各洞。佛象最大，莊嚴巍峨，高達數丈，在東方佛教造象中，這是無可倫比的奇跡。造象的作風，與印度犍陀羅藝術及其后的笈多藝術，均有相似之點，又均不全似，這是印度藝術傳入我國，有了新的融和之故，壁上的賢劫小佛，面容多作犍陀羅式。中部第一第二兩洞壁上，象一條連環畫的帶子，刻有佛傳故事九圖，接承犍陀羅的作風，為西部各洞所無。第三為六美人洞，前壁上層六美人，坐幃幕中，婉麗肥碩，也是犍陀羅式的姿態。中部藻井上的飛天，肥短如小兒，在印度鹿野苑笈多時代的雕象，佛背光上有肥而短的飛天，正與此相似，可以說兩者的藝術作風，有其共同之點。云岡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，飛天削肩瘦長，衣帶飄逸，與前者絕不相類。這正是中國藝術史上所說的“瘦骨清象”在北魏的晚期，佛教雕刻藝術已經逐漸“中國化”了。
到北魏太和十七年(公元四九三)，遷都洛陽，佛教的中心地，也轉移到洛陽，在洛陽南四十里，伊水兩岸，更營石窟造象。其地斷崖如門，號稱伊闕，又名龍門。自東魏、北齊、隋、唐，次第繼續開鑿，至唐高宗、武后時，經營達于最高點。北魏時專開左岸(西)。隋、唐時重要的制作，也多開于左岸。右岸(東)則專為唐代的作品。左岸最重要的，有二十一窟，其余小窟甚多。魏書釋老志曾記造窟三所，即用工力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，就全部石窟說，可知所費勞動人民力量之大。
龍門石刻造象的特點，更能融和傳統的藝術，創造出新的民族形式。可以說雕象藝術，最初吸收了印度的方法，到這時才完成了中國自己的風格。在雕造的技術上看，在龍門左岸第三窟北魏賓陽洞，佛象優美，比例更較云岡為佳。其中伎樂供養人，與藻井的圖案，均典麗飄逸，在藝術史上，有很大的發展。在云岡石窟，銘刻的文字，不過數處，龍門則每洞多有銘記，因此大率可以考知年代。魏以后隋唐的制作，愈益顯示出優秀的民族作風，形貌昳麗，含睇若笑，溫雅敦厚，富于情味。軀干更多頎長，此種作風，東傳而至朝鮮、日本，造成東方佛教藝術的一個系統，業已脫離印度佛教藝術的母范，而獨自發育。
在我國西部的敦煌千佛洞與天水麥積山，更發展了泥塑的藝術，在佛教藝術史上，這是中國自己的創造。敦煌早期的彩塑，有北魏的作品，麥積山早期的彩塑，有大代景明三年(公元五○二)的墨書文字，也是公元六世紀初后魏的作品，從麥積山的北周和隋唐的彩塑，可以看出中國彩塑藝術的經過的道路。泥塑的藝術發展到唐代，有楊惠之等泥塑名手載在文獻。泥塑的藝術，較之金石材料，更能顯出雕塑家得心應手的妙技。自唐宋以來，各地寺覌，盛行泥塑，木雕，逐漸代替了洞窟石刻造象，這也是佛教藝術的一大演變。
中國的石刻佛象，在早期，也曾施以彩色，這在蘭州甘肅省博物館中，曾存有一石刻造象，當時所上的色彩，完好如新，末曾剝落，可以為證。在云岡石窟中，也尚有幾處，保留著古代的色澤。其他如顯露在崖外的大佛，色彩久被風雨所蝕，洞內的佛象，更不少為圬漫所損，已失去了原來的精彩。曾記江南棲霞山(攝山)石刻諸佛，于三十年前，被裝修改覌。這都可以說是泥塑盛行，連精致的石刻，甚至也被改造了。今存攝山舍利塔，雕刻優美，以此證知棲霞諸佛，當時也應是出于名工之手。至于麥積山石刻，因系礫巖，當雕造之初即曾外加泥塑，施以彩色，它與其說是石刻，無寧歸于彩塑之中，更為正確。麥積山第135號窟中有石造立佛三尊，第127號窟，有石造坐佛一尊，石材非本山所出，都很精美，可見泥塑與石雕，在當時就是并行的。
鑿窟造象的技術，中國與印度相同，但造窟的形式與造象的形式，在中國都有變化，與印度不同。此外尚有各寺廟中的造象碑，自北魏以來，也非常盛行。碑碣的制度，本來是中國社會所固有的，不過自從佛教輸入后，才有造象碑。佛教造象碑，有很偉大的作品，例如北魏永熙二年(公元五三三)大造象碑。至武定元年(公元五四三)功就，施工歷十年，方始完成。最上刻佛象，其次護法，再次維摩詰經變，再次諸供養人，下為碑文，圖文并茂，此碑可為造象碑中的代表作品，被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盜去已久。他如日本東京大倉集古館，存一北朝造象，背光后刻諸雜技藝，也非常精美。造象碑盛行于北朝，是佛教藝術中的獨創形成。
雕刻經幢，也是我國佛教藝術中所特創的。經幢本來是以織物制成，在幢上書經，故名經幢。隨風飄轉，以代誦讀。在中國取其經久不壞，用石雕刻而成，其上所刻的經文，多是真言宗的咒語，唐代曾留下不少這一類的遺物。到遼金時代，陀羅尼經的經幢，尤其盛行，在佛教雕刻中，這是中國自己獨創的形式，為印度所無。
佛教雕刻，以佛象為主，佛象的式樣，在中國歷世都有變化。佛象之在印度，因系熱帶衣著極薄，且多偏袒右臂，裸露胸膛，如云岡第十七窟至二十窟的本尊，都是所謂“偏袒右臂式，”衣服從左肩斜披而下，至右腋下。衣服的邊緣搭在右肩頭，右胸及右臂都裸露在外。衣褶為平行、隆起的粗雙線。第八窟和二十窟的左右夾侍是所謂“通肩式”，寬袖的薄薄的長衣緊緊貼在身上，隨了軀體的起伏，形成若干平行弧線，領口處為披巾，自胸前披向肩后。以上兩種衣服的式樣，在早期的佛教造象中是很流行的，大槪是原從印度傳來的式樣。其后演變為中國的服裝式樣，如云岡第十六窟的本尊是“冕服式”，衣服為對襟，露胸衣，胸前有帶系結，右襟有帶向左披在左肘上，衣服較厚重，衣褶距離較寬，作階段狀。第十九窟左窟中，垂腳坐的大佛，衣服也是這種式樣。從這種式樣，可以推知其從印度接承的圖樣。大槪“偏袒右臂式”和“通肩式”，比較為早期的形式，根據外來的型范所造。“冕服式”是中國式佛象的特點，聯帶的，有些菩薩象的中國式樣，是下身著裙，上身為左右兩肩披下的兩條飄帶，十字交叉在腹前，而代替了偏袒式上身懸掛瓔珞的裝扮。由衣服裝飾的不同，可以看出中國與印度氣候不同的影響，在造象藝術上，而有不同的表現。
自唐以后，佛象和菩薩象，更加中國化，中國的雕塑家們，在中國人中間，選取美與健康的典型，作為標準，面容和肌肉，都表現出美與力量，佛、菩薩、力士，也就是最可愛的形象。衣飾、背景、用具都逐漸的中國化，佛教與中國雕塑藝術，作到了融合一致。我們看大同華嚴寺的遼金時代佛象，與南寺明代佛象，去云岡甚近，但是作風不同。這就是其演變的結果。
到元代以后的佛教雕塑，曾受尼泊爾藝術家阿尼哥的一些影響。阿尼哥傳弟子劉元，所作佛象，寬眉細腰，是其特點。這種形式，在西藏佛象中尤其普遍，清代的喇嘛教雕刻，即由這一藝術傳統，發展而來。中國的雕塑，把外來的形式融合在自己民族形式之中，在一千五六百年的過程中，大大的豐富了自己的藝術，這些偉大的成就，今天是值得我們愛護并繼續發展的。
